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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。这个剧本，艾克曼并不想改变多少，他想尽量按照维拉迪斯罗-斯皮尔曼的回忆录客观公正的描述这段历史事件。当然，他会增加一点以维拉迪斯罗-斯皮尔曼为原型的主角的一些人格魅力，这也是为了电影的需要，这些不会影响到剧情。
由于剧本基本上都是根据维拉迪斯罗-斯皮尔曼的回忆录编写的，没有进行太大的改变，所以前后仅仅花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，艾克曼就把这部名为《钢琴家》的剧本编写了出来。完成了这个剧本，他便让人买了两张去德国的机票，同自己的经纪人约翰-劳尔森一起先飞去了德国。他要先去《生化危机》的剧组，看一下电影的进度，然后会与罗兰-艾默里奇一同赶往波兰的华沙。当然，另一个目的便是去看一看查理兹-塞隆。
“罗兰，这便是我改编的剧本，你看一下怎么样，提点意见。呵呵，毕竟这部电影是由我们两人联合执导的。”在德国见到了《生化危机》的剧组后，晚上艾克曼与罗兰-艾默里奇谈了一些剧组目前的进度后，便把自己改编完成的剧本递给了他，笑着说道。
罗兰-艾默里奇愣了一下，接着呵呵一笑，接过剧本说道：“艾克曼，我不是说过，要在这部电影中给你做副手吗？我可没有答应过要与你联合执导。”
“算了吧，伙计，我可还没有资格让你做我的副手抛开别的不说，我如果让你做我的副手，你那些粉丝还不得骂死我？哈哈，为了我不至于在全世界范围内挨骂，这部电影我们还是联合执导吧另外，如果我们联合执导，你不认为这样才能把我们两人的影迷都号召起来吗？不论是舆论还是影响力，这样才能最大化。别忘了我可是电影公司的老板，票房才是我最看重的。还有，两个人执导的话，我就能偶尔偷懒一下，不用面对那么大的压力。”艾克曼开玩笑道，他还有一个想法没说，如果罗兰-艾默里奇这个德国人作为这部二战电影的导演之一，那么，急于扩大自身影响力的德国政府，肯定会不遗余力的宣传的，这可是实在的利益。
罗兰-艾默里奇笑着摇了摇头，他知道，如果自己真的在这部电影中做了艾克曼的副手，那么自己的影迷绝对不会同意的，他们很有可能联合起来抵制这部电影。
“好吧，伙计，我接受你的邀请，出任这部电影的第二导演。” 罗兰-艾默里奇耸了下肩膀，故意放低了姿态。
艾克曼呵呵一笑，心里放心了不少，罗兰-艾默里奇的态度已经表明，在这部电影中，他会以自己的意见为主。虽然大家都心里明白，艾克曼作为这部电影的制片人和导演肯定会大权在握，但罗兰-艾默里奇能够表明态度，说明他会真心的与艾克曼合作，这是最重要的。
罗兰-艾默里奇翻开手中的剧本，看了起来：斯兹皮尔曼的父亲是小提琴家，姐姐是律师，哥哥是喜欢文学的英语教师，母亲是家庭主妇，他是波兰国家电台音乐部首席钢琴家，在战前的华沙已相当有名气。这是一个典型的犹太知识份子家庭。他们也像无数的波兰人一样，不相信德国人会真的入侵。
在德国军队已攻占了华沙之后，斯兹皮尔曼全家还在争论，到底把家里那点现金藏到哪里，姐姐说应藏到花盆里，父亲要把钱塞进提琴盒，那位酷爱文学、喜欢幻想的哥哥则坚持放在大厅餐桌上，覆盖一张报纸，理由是最显然的地方反而最安全。但是令他们绝没有想到的是，纳粹占领波兰后，迅速要求所有犹太人戴上标志，把五十万犹太人赶到只能住十几万人的隔离区；不仅他们的一切财产都被没收，而且一场种族灭绝的屠杀开始了。
惊恐的犹太人在大街上被强迫跳舞、唱歌，供纳粹娱乐。他们让拄著拐杖的瘸子跳，让最胖的和最瘦的、最高和最矮的、老人和孩子配对。他们在拼命地跳，因为只要倒下，就会被欣赏这种恶作剧的德国兵打死。
在隔离区中，家家户户都提心吊胆，不知哪一刻会被枪杀。有一天全家正在吃晚饭，突然纳粹的警车来了，手持冲锋枪的盖世太保冲上了隔街的楼房，他们全家挤在窗户前，惊恐地看到，对面一家犹太人也在晚餐，纳粹军官喝令他们站起来，其中一位做轮椅的老人由于病体和惊恐，怎么也站不起来，于是他被连人带椅一起从窗户扔了出去。老人和轮椅在半空中才分开，然后摔落在石头街道上。被带到楼外的十几个犹太人，被喝令沿著警车的光束奔跑，在半途中，突然全部被射杀……
如此疯狂的屠杀每天都在进行，不仅如此，人们还被饥饿和疾病吞噬著。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的那个冬天，在隔离区里仅是死于伤寒病者，每月就达五千多人，这还不包括那些被枪杀和饿死的犹太人。
斯兹皮尔曼全家在隔离区近三年之后，在一个晴朗的早晨，和其他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一起，被集中到火车站；没有谁知道下一步的命运是什么，虽然毒气室的说法已有流传，但人们仍不相信。斯兹皮尔曼的哥哥居然还在看牛津版的莎士比亚。在烈日暴晒和惊恐等待中，一个想乘机发财的孩子竟兜售糖果，斯兹皮尔曼的父亲凑了全家人身上所有的钱买了一块糖果，把它切成六份，每人一块，这成了全家“最后的晚餐”。
铁罐车终于来了，在纳粹枪托的殴打下，拥挤的人群被塞进了运载牲畜的车箱。在上火车的一瞬间，一个被纳粹雇用的犹太人警察突然把斯兹皮尔曼从人群拉出来。斯兹皮尔曼挣扎著要回父母兄妹身边，他高喊著：“爸爸……”但那个警察实在是怜惜这位全波兰知名的艺术家，死死地按住他，喝令他快点逃离，保住自己的命。斯兹皮尔曼的父亲脸色苍白，嘴唇发抖，他试图微笑一下，但是无奈地、痛苦地举起了手，向斯兹皮尔曼挥动著告别，父亲和全家就这样永远地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。
失去家人之后，斯兹皮尔曼被强迫在隔离区做苦工，那双弹钢琴的纤细的手，要去挖土、砌墙，做杂役。有时在结束劳役收工的路上，看押他们的纳粹士兵随意从队伍里拉出几个人，然后用手枪一个一个地把头颅打开花。
当五十万隔离区里的犹太人被一批批拉去奥斯维辛，最后只剩六万人时，斯兹皮尔曼被波兰地下音乐家反抗组织营救了出来，躲藏到一个公寓里。这个空荡的房间里竟有一架钢琴，已在隔离区里渡过三年，第一次见到乐器的钢琴家欣喜若狂，但他不敢弹奏，怕有人发现他藏在这里。坐在钢琴前，他遏住自己的欲望，只是默忆乐谱，做模拟演奏，让起伏的双手，在键盘上空挥出无声的音符，飞翔在想像的自由世界……
在做苦工的时刻，在废墟搜寻食物的日子里，斯兹皮尔曼从没忘记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双手。正是这种有一天还要弹琴、还要回到音乐世界的信念，使他坚强地活下去。在朋友无法送来食物的日子里，他曾靠一条面包，维持了整整十天的生命。后来他躲到残墙断瓦、四处浓烟、几近空城的一个楼区。从残存的碗柜中，他寻找任何可充饥的东西，曾靠用过的浴池水，维系生命。在那个被毁灭的楼区中，他是唯一的像鬼魂一样存在的生命。
在经历过无数次险情，全都奇迹般地躲过灭顶之灾，终于熬到苏联红军进攻波兰的一九四四年底时，有一天，斯兹皮尔曼正在全神贯注地试图打开一个发现的罐头，忽然听到声响，一转身，一个德国军官站在面前。他顿时觉得一切全完了。在追问下，他承认是犹太人，是个钢琴家。这个德国军官把他带到一个有钢琴的半倒塌公寓里，让他弹一段。他用那双被战争摧残得已僵硬的手，再次流畅地奏出肖邦的G小调第一叙事曲。
令斯兹皮尔曼惊讶的是，那个德国军官既没枪毙他，也没有带走他，反而帮他在废墟般的一个阁楼中找到更安全的藏身处，并几次给他送来食物。当苏联红军逼近华沙，那位德国军官最后一次来看他时，不仅给他带来食物、报纸，还把自己的军大衣留给他御寒，因那时华沙已进入严寒。斯兹皮尔曼不知怎样感激这位德国军官，只有告诉了自己名字和在波兰电台工作的信息，希望将来能有机会回报。在军官的冒死保护下，钢琴家终于捱到了战争结束，迎来了自由的曙光。
不过，虽然最后华沙的德国人被赶跑或俘虏，斯兹皮尔曼也重获自由，但是那位德国军官也成了苏联红军战俘营中的一员。等斯兹皮尔曼得到消息去营救德国军官时，战俘营已经转移，而斯兹皮尔曼并不知道这名德国军官的名字。。。。。。
罗兰-艾默里奇看完剧本，闭上了眼睛深深吸了口气，过了片刻等情绪稳定之后才说道：“非常真实客观的描述，非常感人的故事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拍出一部伟大的反战影片”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