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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口增长的诱惑力对田复珍太大了，在古代农耕社会，地方人口是最大的社会财富，所以人口增长是一任地方官员最大的政绩。而他之所以想为一任父母，为的不就是百姓升平么？既然李信以养商之道能做到这一点，自己又何必在乎官声如何？
李信一箭射中田复珍软肋，不愁他不乖乖入彀。而此前他之所以秘助田复珍任这一年之期的太原知府，为的便也是田复珍务实的秉性，只要合组商社一节果真于民有力，他是不会死抱着名教礼节不放的。说穿了，李信已经将田复珍划归为可争取到自家阵营中的范围之内了。
但不论如何，他暗助田复珍这一关节还是冒险了的，一旦皇帝认为他有二心，从前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。之所以冒险，此间原因在于，李信敏感的觉察出京师政治风向的变化。
就在京师与宣府两战结束之后，李信已经嗅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味道。按惯例大战得胜之后，朝廷首要之事当为赏功罚过，尤其前者更为重要，其中献俘祭祀祖庙都是不可或缺的大型活动，既激励举国士气，又可彰显朝廷实力。
可此番得胜之后，即便不大肆铺排，居然连赏功都态度不明。这其中究竟是阁臣们在作祟，还是皇帝内心起了变化，都是让人值得琢磨一番的。那么顺理成章的，不赏功就只能罚过了，如果两次大战都是以过失为基础，所谓得胜亦不过是功过相抵而已。
其中针对者，首当其冲的便是洪承畴于李信二人。尤其是李信，流贼进犯京师，可算作他于山西与贼作战不利。不过朝廷既然低调处理，就应当不想将此事说在明处。那么，接下来的各种暗着便会接肘而至了。
比如山西，尤其是太原府官吏几乎被流贼一网打尽，现在的三卫军籍由山西总兵府手握军政财税大权，当然会惹起朝中不安，一旦局面趋于平稳削权的时机便到了。
届时，只要陆续往山西派来地方官，一两年后李信现在所取得的权势将被彻底压制下去。正是基于此点认知，李信才做出了看似冒，险暗助田复珍的举动。
其实，皇帝之所以任田复珍为太原知府，还多亏了田复珍那一套理论。李信只将山西即将面临粮荒的事实报上去，又陈述了田复珍的这治民治荒之法，最后提出不如由他来顶一年灾荒的雷。按常理揣度，皇帝惧怕灾荒导致流民复燃，十之七八会茫然答应此事。事实也果然印证了李信的揣度，只是朝中大臣们能破天荒的不予为难这一点，又让李信的心悬了起来，凡事反常即为妖，他们肯定又在打着其他主意了。
如此种种，与其被动等待朝廷派出一个不和心意的地方官员来，不如主动出击，选择一个最好的结果。山西以太原府为首，以田复珍的履历，任山西布政使也不为过，但是却太招眼，阻力也必将极大。而太原知府便不同了，官职不显却大权在握，正是为田复珍量身打造的。
“以战养商却不知又作何解释？”
谁道田复珍在商量入股的当口，竟然又接续那“以商养农，以战养商”的话头上去。其实，这一点也很好理解，如今山西四面皆为大战之地，就连京畿北直隶这等天子脚下都动辄大战，行商环境实在已经到了不能再坏的境地。
但是，大战必然也蕴含着极大的商机，光盐铁皮革这一项就是了不得的支出。当然，所谓大军未动粮草先行，大仗实际上有一多半打的都是粮草。而近年来，各地灾荒不断，有些地方甚至已经绝收数年，各地边军粮饷亦是拆东墙补西墙，连年拖欠。
此种原因，固然有灾年不景气的因素，但更为严重的还是人祸，正如之前所言，朝廷上一笔银子花出去，真正能落在实处的，还不及十之一二，这就是朝廷所面临的残酷现状。
田复珍听李信一一道来，却越是胆战心惊，李信的胃口当真大到让人难以想象啊，难不成还想代替户部将大军的兵粮支出一并拿来不成？简直是异想天开。
就在田复珍连连表示这种想法的不可思议之时，李信却笑道：“事在人为，若不试试，如何知道是否异想天开？别忘了，玉麦这种高产作物一旦普及推广，连山西这等山地众多的地方都能年产量大增，更何况直隶、山东、河南这些本就土地肥沃的地方......”
看着田复珍将知府大印重重的扣在股权契约之上，李信揶揄道：“府尊凭这一方玺印便得将来千万家资，当真是有赚不赔的无本买卖！”
田复珍一翻眼皮：“田某就此算上了你这厮的贼船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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